现代中国(第八辑).azw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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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完这学期的最后一课,长舒了一口气。讲章太炎的学问与思想,实在不容易。前天的话题,是从章之三写《儒侠》谈起——无论最初的写作,还是日后的修订,都是有现实刺激,但又不同于康有为的“以经术文饰其政论”(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。有深情,不应景,独具面目,这样的学问姿态,很是让人羡慕。
史传擅长叙事,诗词主攻抒情,至于文章,立论是关键。你当然可以散文笔调讲故事、发感慨,但“立说”之优劣,端看“持论”是否坚实。按照章太炎的思路,“出入风议,臧否人群,文士所优为也;持理议礼,非擅其学莫能至”;历朝文章,各有偏至,惟有魏晋文“守己有度,伐人有序,和理在中,孚尹旁达”,可为“百世师”(《国故论衡·论式》)。十年前曾撰文,阐释章太炎之“发现魏晋”与“重读六朝”,强调其在中国思想史以及文学史上的意义(《现代中国的“魏晋风度”与“六朝散文”》),大致的思路,今天看来仍然有效。只是对其“立论欲其本名家,不欲其本纵横”(《国故论衡·论式》),似乎还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。
就反对区别“文集”与“史书”,强调“文”中必须有“学”而言,章太炎的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。可是,名家之精微简练深达理要,固然值得表彰;纵横家之洋洋洒洒气势磅礴,也自有可观处。关键在于,论政之文本就与论学之文异,不能太书生气。若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、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、《箴新党论》等,都是思想史上关系重大、酣畅淋漓的大文章。称这些文章没有“意气用事”、或者不带纵横家印记,那是说不过去的。章氏本人或许真的轻视这些“论事之文”,认定“斯皆浅露,其辞取足便俗,无当于文苑”(《与邓实书》);可当时的读者以及日后的史家,并不这么看。不辨学问、政治孰高孰低,单就文章气势而言,借用鲁迅的说法,上述诸文,“皆我所百读不厌者”(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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